自由与忠诚的同性关系伦理之学术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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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天主教会对于同性恋的伦理训导将会在思想上被边缘化，因为它与人性经验和对此议题进行反思的人文科学相脱节。此外，借着过去几十年与释经学和伦理神学的对话，（训导当局）必须从一开始就不妨碍学习和知识的进步。
德国埃森教区主教 弗朗兹-约瑟夫•奥弗贝克博士
在过去数十年中，LGBT人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等）的社会接受度显著提高。这种变化“就是为何同性恋伦理问题不再是关乎其自身伦理问题的原因，而是关乎天主教会对此群体的反对，关乎天主教会的同性恋恐惧症”。[1]当前的宗座训导一如既往地强烈谴责同性性行为是“本质的错乱”（信理部《人格宣言-对某些性道德问题的宣言Persona Humana》第8节，1975年）。该训导在1992年《天主教教理》——用于向所有天主教徒传达他们信仰主旨的官方文件——中得到重申，同时也借着全球天主教网络，堂区、学校和大学等传达该训导。鉴于天主教会信众甚多，辐射甚广，该训导给全球LGBT人群造成严重伤害。直到今天，LGBT人群仍旧是言语和行为暴力、就业歧视、解雇和死亡威胁的歧视目标。
目前对此议题最全面的官方阐述可以追溯至1986年。[2]该文件对同性恋行为的谴责基于两个主要论点：一是圣经禁止同性性行为；二是同性性行为在生理上不致生育，因此无法完成“繁衍”，这被视为所有性行为的必要“结果”。因此，宗座训导的结论是，“同性恋倾向”是“客观上的错乱”（教理2358）；“同性恋行为”是“本质的错乱”（教理2357）；“同性结合”对所有相关方都有害。
这些重要主张被简单地断言，几乎没有试图在相关证据的基础上证明它们的正确性。尽管这些宗座训导本身明确地和反复地声称可以被人类理性所理解，并与自然科学相一致。
我们现在处于改善的环境，因为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遗传学在理解性倾向的原因、目的和后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宗座训导也需要被重新评估。许多国家同性婚姻合法化——包括天主教对公共事务有重大影响的国家——为教会关于同性关系的社会学后果的假设提供了证据。
同样的发展也适用于圣经研究，即《圣经》对人类性行为的意义和目的的肯定，特别是对同性性行为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圣经》支持谴责同性关系的论点也被其他主流基督教会所认同，以《圣经》经文为论点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2013年英国圣公会设立的“主教院人-性工作组”未能达成关于同性关系的一致性意见，他们的报告是迄今为止，在所有基督教会层面，由教会正式委托撰写的关于人类性与婚姻最全面的研究报告之一。[3]该工作组的八位成员之一，一位主教，以《圣经》为依据拒绝支持报告的主要结论，在报告的附言中提出了反对意见。[4]同样，《圣经》依据也再次成为英国圣公会总议会主教院最近发表的《生活在爱与信仰中》报告的主要分歧因素。[5]
对许多教会领袖来说，任何对圣经文本的系统回顾，都等于是质疑圣经中本应明确无误的对同性恋行为的谴责。因此对《圣经》的诠释仍然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之一，不仅是天主教内部的改革，还有许多其他基督教派的改革。
然而在整部《圣经》中，只有五节经文被认为涉及同性性行为，即所谓的“重拳文本/clobber texts”：《肋未纪/利未记》中的两节，以及新约中保禄/保罗书信的三节。在教会的官方文件中，它们被多次引用为《圣经》禁止同性关系的理由。
这些文本的影响延伸至流行文化。2000年，关于美国政治的热门电视剧《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觉得有必要设定一个虚构的美国总统角色，以简短有力的演讲来批评《肋未纪/利未记》18：22中对同性恋的抨击。[6]这篇演讲的内容源于一封被大量转发的电子邮件。自首次在电视上播出20年后，这篇演讲成为了网络热门话题，至今仍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2016年2月，曼尼·帕奎奥（Manny Pacquiao），菲律宾国会议员和拳击明星引起了争议。在其Instagram账户，他引用《肋未纪/利未记》20:13呼吁对同性恋处以死刑，他同时也列举了《肋未纪/利未记》18：22和《格林多/哥林多前书》6：9。这次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报道。《洛杉矶时报》称，“在被删除前，帕奎奥先生的帖子在两个小时内获得了1.8万多个赞。”[7]帕奎奥稍后在Instagram上对造成的冒犯表示歉意，但他重申，“我反对同性婚姻，因为圣经这样说。”[8]无独有偶，2019年4月，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明星以色列·福劳（Israel Folau）在其Instagram账户上写道，如果“同性恋者”不“悔改”，他们将被判“下地狱”。[9]福劳回应了强烈反对的声音，称自己坚持“圣经所说的话”。[10]他最终被解雇，一个基督宗教游说团体在48小时内筹集了200万澳元，以帮助福劳在随后的官司中进行法律辩护。[11]
这种圣经诠释对世界各地的LGBT人群带来了多样且真实的苦果，令他们的生活面临各样迫切考验。近年来圣经研究在此方面有突破性的成果，其革命性潜力不可小觑，以至于颠覆了对所有五个“重拳文本”的传统解释。这些成果最终使人们有可能确认《肋未纪/利未记》中的两节关键经文——或更好说是整个旧约圣经——并不禁止，更不会谴责自由与忠诚的同性关系。圣经学者也对保禄/保罗书信中的三节经文抱持类似信念。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关键的研究都是在过去两年里才发表——事实上，迄今为止最全面分析《肋未纪/利未记》中两节经文的文献于2020年3月才发表——因此它们仍然只在学术圈内被分享。这些研究成果还未被教会领袖、官方教会文件或媒体知悉和使用。[12]
本工作组推出的研究报告及本学术声明参考了这些最新研究的批判性成果。本声明包括一个简明“研究报告摘要”，其后是“建议”。《声明》工作组的所有成员均同意并认可这两部分内容，并在“建议”后联袂署名。[13]
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题为“对反对同性关系的宗座训导的评估”，它对“研究报告摘要”作了更详细的解释，旨在与当前宗座训导的立场对话。与前两部分一样，它也得到了所有工作组成员的签署。
本学术声明的目的之一，旨在传播《圣经》研究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新成果，使之引起教会领袖的注意，更具体地说，是教廷相关部门的注意。同样，我们希望引起其它讨论同性关系议题的基督教会的注意。与此同时，如果出现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将继续保持更新。
维恩加德斯天主教研究所《声明》工作组
2020年10月
1. 研究结果摘要
1.1 有些人在性取向上不是异性恋
性取向是一个人对异性、同性或两性的性吸引力的程度，它表现为对男性或女性性刺激的生理性唤起模式。反之，性吸引会激发性行为，两者都会影响性认同。没有证据表明个人可以有意识地改变他们的性器官唤起模式，改变他们的性取向或性认同。
性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怀孕期间由遗传和荷尔蒙因素所决定，而非社会因素。存在少数的情况，性取向是非异性恋的。如同其他非异性恋的形式一样，同性恋是“人类性行为范围内的自然变异”。
正因为性取向很大程度上是在怀孕期间，由基因和荷尔蒙因素决定的，因此它并非自由选择的结果。非异性恋者对自己的性取向，并不比异性恋者对自己的性取向负责。
1.2. 宗座训导（Papal teaching）
目前宗座训导谴责同性恋取向是“客观上的错乱”，同性恋行为是“本质的错乱”（《人格宣言》8/《同性恋者的牧民服务》3/《天主教教理》2358）。
宗座训导提供了两种论据来支持这项训导，但这两种论据都没有得到相关证据的支持。
1.3. 生物学观点
同性恋行为是“本质的错乱”，因为他们不能导致生育，而生育被视为每次性行为“基本和必不可少的结果”（《人格宣言》8/《同性恋者的牧民服务》3/《人类生命》通谕3/《天主教教理》2357，2366）。
然而，自然科学表明，绝对次数的异性性行为都不具备生育能力，所以不能将生育作为其适当的“结果”。在这点上，非异性性交的“行为”与异性性交并无区别：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在生物学上都不导致生育。
此外，目前的宗座训导认为，即使在无法生育的情况下，异性婚姻性行为也是符合伦理的。（《人类生命》11）。同样地，天主教神学和教会法并未将生育能力与婚姻圣事严格捆绑:“不能生育，不禁止结婚，也不使婚姻无效”(《天主教法典》1084.3)。
个人性行为以及婚姻关系，包含生育以外的道德目的。非异性恋行为和关系也可能包含相同的非概念性的道德目的。因此，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或没有“对生育保持开放”
，而说他们“本质的错乱”是不正确的（《人类生命》通谕11/《天主教教理》2366）。
1.4. 圣经学观点
宗座训导断言圣经谴责同性性行为，依据的经文是：《旧约》创世纪/创19：1-29；肋未纪/利18:22，20:13；《新约》罗马书1：26-27，格林多前书/林前6：9-10；弟茂德前书/提前1：10。
然而，这些经文只提到特定类型的男性同性性行为，并没有谴责一般意义上的男性同性关系(见本摘要5最近的研究成果)。
在圣经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由于年龄、地位和权力的不平衡，男性的同性性行为通常是暂时的(即非终身的)，非自由的，甚至是剥削性的。因此，圣经中谴责男性同性性行为的段落，同自由与忠诚的男性同性关系无关。
同样重要的是，《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明确谴责女性同性性行为。
最后，圣经中没有提到生育必须作为每次性行为或夫妻生活的结果。圣经强调，一般来说，人类的性行为，尤其是婚姻，是为了陪伴和依附(参创2：18，24)。
1.5. 总结
无论是科学还是圣经研究，都没有理由支持当前的宗座训导，即：所有性行为都必须具有生殖意义和结果，而同性性行为是“本质的错乱”，因为他们缺乏生殖意义和结果。
在道德上，评价同性恋关系和性行为的标准，应该与评价异性恋关系和性行为的标准相同。
同性恋伴侣可以像异性恋伴侣一样彼此交托和彼此祝福。他们可以满足人类性征的一种或多种非概念性内涵，包括愉悦，爱情，舒适，庆祝，友谊和陪伴。
2. 建议 (Recommendations)
2.1. 教会官方的专业委员会
鉴于天主教会的的全球影响力，宗座训导对非异性恋性取向人士造成了巨大伤害。而该议题已经被广泛研究，为此，我们呼吁，训导当局应将设立一个专业委员会作为当务之急。该委员会应由神学和其它相关专业领域内的专家组成，专为同性关系伦理研究。
无论采取何种咨询程序，收集的意见都应具独立性，代表有关学界的多数意见，并向公众公布。
如果缺乏一致意见，也应公开不同意主流意见人士的姓名和观点。
本报告可视为朝向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工作所迈出的第一步。
2.2. 官方训导声明
如果维恩加德斯研究所报告中提出的证据和论点得到委员会的认可，教会官方应发表一份撤销对自由、忠诚和终身的非异性恋关系的谴责的训导声明，并为其伦理价值、牧灵陪伴和祝福礼仪制定标准。
本报告可视为朝向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工作所迈出的第一步。
2.3. 地方主教团
独立于教廷训导文献，地方主教团应建议天主教机构立即停止任何针对非异性恋者的就业歧视。
2.4. 消除歧视性做法
所有遴选程序，包括主教、神父和天主教机构所有工作人员的候选人，都应取消接受《人类生命》通谕和《同性恋者的牧民服务》作为其合乎资格的标志。
2.5. 修和
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曾经因公开捍卫自由、忠诚和终身的同性关系而受到谴责的天主教机构雇员和天主教学者的职业生涯所受到的损害，应该予以承认和纠正。
3. 对反对同性关系的宗座训导的评估
本评估对“研究结果摘要”提供了更详细的解释，旨在与当前宗座训导的立场对话。与报告（https://www.wijngaardsinstitute.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gender_theologies__interim_report__jun_2020.pdf.）一样，它也经过了所有合作作者和联署人的同行评审。
3.1. “自然律”论点：同性关系不道德，因为他们不能生育[RR §2]
宗座训导主张，同性关系不具有生物学上的生育能力——被认为是所有性行为中“自然的”必不可少的结果。“同性恋行为不是一种互补的结合，以能繁衍生命……”(《同性恋者的牧民服务》7)，同性结合“并不能以正常的方式繁衍后代和延续人类”(《有关赋予同性配偶法律地位建议的考虑》7)。
该训导基于生物学的“特别法律”(《人类生命》通谕13，见§10)，所有性行为都将生育作为其自然的“目的”和“意义”(人类生命》通谕3，12)。基于此，夫妻性行为的伦理要求必须始终对生育持开放态度。
该论点包含以下错误。
3.2. “自然律”论点中包含的错误
3.2.1. 没有性行为具有独立的生物学“生育能力”，因此，不能说性行为总是以生育作为它的结果[RR §4.1].
授精与受精、着床和最终的生育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若非如此，每一次授精行为都会导致受孕。
因此，任何特定异性性行为的生物学“生育能力”都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依赖于统计学上对诸多条件的满足。
没有任何异性性行为具有独立的生物学“生育能力”，因此，不能说性行为总是以生育作为它的“结果”。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异性性行为既缺乏生育的生物学能力，也没有生育的最终结果，在这方面，它们与非异性性行为是相同的。
3.2.2. 宗座训导与圣经关于人类性行为的多重目的观相矛盾 [RR §4.6].
旧约圣经肯定了人类性行为的目的包括陪伴和依附(参创2：18，24)，以及身体的愉悦(参雅歌5:1；箴言5:18-19)。
值得注意的是，生育并没有包括在《创世纪》2:18-24的基础性段落中。在《创世纪》1章28节中，生育被描述为一种祝福。同样，在新约中也没有任何地方规定生育能力或意向是婚姻及每次性行为的必须要求。
因此，宗座训导“对生育保持开放”是所有性行为的必须要求，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
总之，圣经赞同除生育以外的性行为的道德目的。同性性行为同样可以满足人类性行为的那些非观念性的道德目标。
3.2.3. 其他科学学科证实，人类的性行为具有不仅于生育的重要目的 [RR §§4.3-4.4].
人类的性行为包括独立于生育的非受孕目的，其目的是增进伴侣关系，这一点已被人类生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进化生物学所证实。
3.2.4. 与主流天主教神学、教会法和宗座训导——本身未将不孕视为婚姻的障碍——相矛盾。[RR §4.5].
与圣经依据相一致，主流天主教神学和教会法都认为生育能力对于婚姻圣事来说并非必要:“不能生育，不禁止结婚，也不使婚姻无效”(《天主教法典》1084.3)。
类似地，1951年教宗庇护十二世提出，有生育能力(已婚)的异性恋夫妇可以免除生育的责任，即使是在终身婚姻关系内，如果他们有“医学、优生学、经济或社会方面的重大原因”。[16]
1968年，教宗保禄六世重申了这一立场，并补充说，“即使并不是因为夫妇的本意，而他们预知不能生育，但为了表示并坚固他们的结合，夫妇的行为仍然是合法的。”(《人类生命》通谕11)。
在2016年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爱的喜乐》中，教宗方济各也反省到，“我们讲论婚姻时，往往就像只坚持其生育义务，而忽略婚姻的结合意义、在爱德上增长的呼召，以及互相扶助的理想等。”（《爱的喜乐》36）
劝谕进一步强调，“生育”和“母性身份”[16]不是纯粹生物学的现实（《爱的喜乐》178），而且它们“不是唯一活出夫妇传递生命的爱的唯一方法”，这种结果也可以通过收养来表达，或者“对他们所处身的社会作出贡献，以其它方式孕育生命。(181)”非异性恋和异性恋的伴侣关系都能产生这种结果。
[1] 《爱的喜乐》劝谕所强调的可以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父母身份”，除母性身份外，也包含父性身份。
3.2.5. 关于同性结合对伴侣、孩子和社会有害后果的毫无根据的假设。
宗座训导还主张，同性结合对伴侣本身以及“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都是“有害的”，而且对涉及“儿童的正常发展”造成“威胁”(参《有关赋予同性配偶法律地位建议的考虑》7-8)。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现有心理学和社会学证据的支持。
3.2.6. 总结
我们从人类科学中了解到的关于人类性行为的多重维度和意义，与梵蒂冈对所有同性性行为的绝对谴责相矛盾。[17]事实上，同性关系“不能以一种适当的方式对人类的繁衍和生存作出贡献”(《有关赋予同性配偶法律地位建议的考虑》7)，并不使其本质上是不道德的。从广义上论，同性和异性恋关系都能产生丰硕的成果：对于伴侣、他们的孩子(如果他们生育、领养或收养孩子的话)，以及整个社会。
3.3. 梵蒂冈对《圣经》中有关同性性行为段落的诠释所包含的错误
3.3.1. 宗座认为在圣经中，有如下章节谴责同性性行为，此为其禁止同性性行为的第二个论据：《旧约》创世纪/创19：1-29；肋未纪/利18:22，20:13；《新约》罗马书1：26-27，格林多前书/林前6：9-10；弟茂德前书/提前1：10。
3.3.2. 女性同性性行为
以上所有经文都只提到男性同性性行为：圣经中没有明确禁止或谴责女性同性性行为。特别重要的是，“道德生活的规劝/性纯洁守则（肋未纪/利18:1-30)”中没有这种规定，它列举了男女的非法性行为。在新约中，罗马书1:26提到了女人“逆性之用”，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如下5.7所述，这很可能意指前洪水时代，女人与天主的儿子/天使/angelic beings 交媾(创世纪6:1-4)。
3.3.3. 圣经中没有任何章节涉及自由与忠诚的同性关系伦理评估
在圣经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由于年龄、地位和权力的不平衡，男性的同性性行为通常是暂时的(即非终身的)，非自由的，甚至是剥削性的。因此，圣经中谴责男性同性性行为的段落，同伦理评估为自由与忠诚的男性同性关系无关。[RR§5.1]
3.3.4. 创世纪/创19：1-29
将索多玛事件诠释为对男性同性性行为的谴责相反经文本意。该段落并没有描述两厢情愿的性行为，而是描述索多玛的男人们试图强奸来访的天使客人——这是一件“邪恶的事情”，它违反了接待客人的义务(7-8节)。并且这个特定事件也不是造成索多玛命运的原因：在那之前，天主/上帝已经决定毁灭索多玛和哈摩辣/蛾摩拉，理由是它们所有的居民——男人和女人——都犯了一个未定义的“大罪”，尽管亚巴郎请求天主/上帝怜悯，但天主/上帝甚至不能在其中找到十个义人(创18:16-33)。这一点在旧约圣经的其它处得到证实，索多玛的毁灭被解释为对妄自尊大的惩罚，以及对贫穷和遭难的人的冷漠态度(厄则克尔/结16:48-50)。
3.3.5. 肋未纪/利18:22，20:13
教会的传统解释该章节谴责所有男性同性性行为，这是基于错误的翻译，不再成立。相反，这项禁令仅限于特定类型的男性同性关系。
这些人可能是已婚男性(被谴责为通奸)，或任何在犹太女子监护下的未婚男子(比如继子，被谴责为乱伦)。
无论其具体目的是什么，禁令针对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男性同性关系这一事实表明，与被禁止范畴之外的男性发生同性性行为并不在被禁止之列[RR§5.3]。
3.3.6. 格林多前书/林前6：9-10；弟茂德前书/提前1：10
这些段落是两个“罪恶清单”的一部分，详细列出了不能承继天国的罪人。
这两个段落都包含希腊语中罕见的术语“arsenokoitai”（字面意思为“男性床伴/male-bedders”）；格林多前书/林前6：9中，紧随其后的是术语“malakoi”（字面意思为“软的”、“柔弱”或“女气”）。
“Arsenokoitai”一词很少见，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它很可能指向男性同性性行为中的活跃伴侣。言内之意必须在其文化背景下加以理解。在保禄/保罗生活的希腊-罗马时代，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男人通常已婚，会经常和他们的奴隶或娼妓定期发生性行为，无论是男孩还是男人，通常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他们的下属几乎没有或别无选择。
在此情况下，保禄/保罗对“男性床伴”的谴责，可能是指那些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男人，在具有剥削性且通常是通奸情况下的男性同性性行为中的角色和责任。
两个罪恶清单的修辞背景都支持这一点。在格林多前书/林前第6章中，该清单的目的是说明保禄/保罗更广泛的论点：基督徒必须行事公义（6：7-8）。仅当提及他所生活的希腊-罗马时代最普遍的那种男性同性性行为时，“男性床伴”才被认为是不公正的行为[RR§5.4]。
在弟茂德前书/提前1：10中，圣经的作者提到“犯奸淫的，行男色的，拐卖人口的……”。人们早已注意到，更广泛的9-11节罪恶清单的结构。9-11节似乎有意指向十诫，如果属实，则表明弟茂德前书的作者认为“男性床伴”（连同“私通者”）是男性奸淫的代表，即那些违反第七诫的人。因此，“男性床伴”应是指在男性同性性行为中的活跃伴侣，他们通常拥有异性恋婚姻关系，但由于其拥有权力，他们可能并且确实与男性奴隶或男娼定期发生性关系。紧随“男性床伴/行男色的（思高译本）”之后的术语是“拐卖人口的”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参与性交易臭名远扬。
相反，希腊文“malakoi”——最好翻译为“柔弱的”——被广泛使用，指的是那些性格特征被认为女气的男人。它可以用来指“意志薄弱”或“缺乏自制力”的人。在性领域，这个词既可以指“花花公子/womanizer”，也可以指“pathic”，即男性同性性行为中的被动方。格林多前书/林前6章9节的现代译本经常选择后一种翻译，这使它与“男性床伴”相对照。然而这种选择性翻译不能成立。如果成立，它可以指那些通常较年轻、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比如奴隶，他们会通过出卖色相来换取金钱、庇护或其它社会利益。
无论怎样翻译较准确，保禄/保罗对“男性床伴”和“女气”的谴责并不意味着对自由、忠诚和终身的男性同性关系的谴责。
3.3.7. 罗马书1：26-27
这两节经文通常被认为是新约中对同性恋行为最明确的谴责。它们是罗马书1:18-2:11两段的组成部分，保禄/保罗以此两段建立了一个论点以支持他的神学，即所有人都是罪人，无论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最近的研究表明26-27节很可能涉及当时广为人知的末世论“两个审判”修辞传统，它包含了选民历史的人类堕落和天主审判的两个事件。
- 第26节很可能不是指女性同性性行为，而是指前洪水时代与天主的儿子/天使/angelic beings交媾的女人(一种受《创世纪》6:1-4启发的文学传统，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决定以洪水消灭世界)
- 第27节很可能指的是古代索多玛男性居民的特定同性恋行为——在《创世纪》19章的原始故事中，存在一伙强奸男性宾客的犯罪团伙(一种受《创世纪》18:16-19:29启发的文学传统)
把罗马书1:27解释为对自由、忠诚和终身的男性同性恋关系的普遍谴责，这完全是误解。这种解释也与《圣经》中对两厢情愿的同性恋行为的容忍不一致，因为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这样的谴责[RR§5.6-5.7]。
3.3.8. 不可能绝对确定保禄/保罗和弟茂德前书/提前的作者在格林多前书/林前6:9-10和弟茂德前书/提前1:9-10分别指的是两厢情愿或剥削的性关系。后者更为普遍，因此很可能是圣经作者谴责的对象。同样地，互文证据表明，罗马书1:26-27几乎可以肯定是指上古时代的女人和索多玛的男人的末世论“两个审判”修辞传统。
宗座训导指出，在上述三处经文中，保禄/保罗谴责了非虐待性的两厢情愿的同性恋行为，这种解释更不可能，而且无论如何，同样不可能绝对确定。
这种释经学上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延续到任何可能从这些文本中得出的伦理或神学推断中。如果不确定保禄/保罗指的是哪种男性同性恋行为——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剥削的——同样也不可能从中得出伦理规范：“神学教义和伦理规范不能建立在释经假设的基础上”[RR§5.8]。
3.3.9 总结
圣经没有禁止或谴责自由、忠诚和终身的同性关系。
Contributing Authors and Original Signatories
Please note: all contributing authors, original signatories, and co-signatories have endorsed the “Summary of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nly (i.e. §§1-2). They have done so stricly in their personal capacity, and they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 of their employers.
All signatories and co-signatories have also peer-reviewed both the “Assessment of the Official Papal Arguments Against Same-Sex Relationships” (i.e. §3 here, which expands on, and is referred by, the “Summary of Findings”),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report “Christian Objections to Same Sex Relationships: An Academic Assessment”, available here, which the present Academic Statement summarises.
Luca Badini Confalonieri, PhD Director of Research, Wijngaards Institute for Catholic Research, UK.
Sharon A Bong,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in Gender and Religious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Selangor, Malaysia.
Michael Brinkschröder, PhD Independent New Testament scholar and sociologist.
Aloysius Lopez Cartagenas, PhD Formerly Rector of San Carlos Seminary and professor in Theological Ethics and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School of Theology, Cebu City, Philippines; at present an independent scholar.
Margaret A. Farley, PhD Gilbert L. Stark Professor Emerita of Christian Ethics,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USA.
Jeannine Gramick, PhD Sister of Loretto, Co-Founder of New Ways Ministry, Mount Rainier, Maryland, USA.
Hille Haker, PhD Richard McCormick Endowed Chair of Ethics,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USA.
Karin Heller, PhD Professor of Theology, Whitworth University, Westminster, Spokane WA, USA.
Michael Lawler, PhD Amelia and Emil Graff Professor of Catholic Theology (Emeritus), Creighton University, Omaha, Nebraska, USA.
Kathryn Lilla Cox, PhD Visiting Research Associate, Department of Th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San Diego University, USA.
Gerard Loughlin, PhD Professor of Theology, University of Durham, UK.
Aaron Milavec, PhD Vice-President Emeritus, Catherine of Siena Virtual College, Cincinnati, USA.
Stanisław Obirek, PhD Professor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Warsaw, Poland.
Markus Patenge, PhD Commission for Justice and Peace of the German Catholic Episcopal Conference, Germany.
Irina Pollard,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Biological Sciences, Macquarie University, Sydney, Australia.
Todd Salzman, PhD Amelia and Emil Graff Professor of Catholic Theology, Creighton University, Omaha, Nebraska, USA.
Mark S. Smith, PhD Helena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Literature and Exegesis,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 Skirball Professor Emeritus of Bible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Studies, New York University.
David Stronck, PhD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USA.
Cristina Traina, PhD Head Religious Studi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Evanston, Illinois, USA.
John Wijngaards, PhD Professor Sacred Scripture (Emeritus), Missionary Institute London, UK.
Co-Signatories
Antonio Autiero, PhD Professor Emeritus of Moral Theology, University of Münster, Germany.
Ignace Berten OP, Dominican, theologian.
Jennifer G Bird, PhD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Portland, USA.
Mary C. Boys, PhD Skinner & McAlpin Professor of Practical Theology,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USA.
Lisa Sowle Cahill, PhD J. Donald Monan, S.J., Professor of Theology at Boston College.
Krzysztof Charamsa, PhD Theologian, former official at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Brian Doyle, PhD Professor of Th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Marymount University, Arlington, Virginia, USA.
Heather Eaton, PhD Professor of Conflict Studies, Saint Paul University, Ottawa, Canada.
Martin Ebner, PhD Professor Emeritus of New Testament Exegesis, Department of Catholic Theology, University of Bonn, Germany.
Brian P Flanaga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ology, Marymount University, Arlington, Virginia, USA.
Ivone Gebara, PhD Professor Emeritus of Philosophy and Systematic Theology, Instituto de Teologia de Recife, Brasil.
John F. Haught, PhD Distinguished Researc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heology,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USA.
Thomas Hieke, PhD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Catholic Theological Faculty, University of Mainz, Germany.
Natalia Imperatori-Lee, PhD Professor of Religious Studies, Manhattan College, New York, USA.
John Inglis, PhD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Cross-appointed to Religious Studies, University of Dayton, Dayton, Ohio, USA.
Jan Jans,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Emeritus of Ethics, Tilburg University, Netherlands.
Claudia Janssen, PhD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and Theological Gender Studies, Kirchliche Hochschule Wuppertal/Bethel, Germany.
Jennifer W Knust, PhD Professor of Religious Studies, Trinity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 Duke University, Durham, USA.
Gerhard Kruip, PhD Professor of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Ethics, Johannes Gutenberg-Universität Mainz.
Joachim Kügler, PhD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Bamberg, Germany.
Paul Lakeland, PhD Aloysius P. Kelley, S.J. Professor of Catholic Studies, Fairfield University, USA.
Liza B Lamis, DMin Executive Secretary,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the Least Coin.
Bernhard Lang, PhD Professor Emeritus of Bibl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aderborn, Germany.
Arche L. Ligo, MA Prof. of Catechetics, Institute of Formation and Religious Studies,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Astrid Lobo Gajiwala, PhD Microbiology, Medicine and Theology, Head, Tissue Bank, Tata Memorial Hospital, Mumbai, India.
John Mansford Prior SVD, PhD Senior lecturer in inter-cultural theology, Ledalero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Maumere, Flores, NTT, Indonesia.
Moisés Mayordomo, PhD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Faculty of Theology, University of Basel, Switzerland.
Marcus Mescher,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ristian Ethics, Department of Theology, Xavier University, Cincinnati, Ohio, USA.
Norbert Mette, PhD Professor Emeritus of Practical Theology, University of Dortmund, Germany.
Jesús Peláez del Rosal, PhD Professor Emeritus of Greek Philology, University of Cordoba, Spain.
Richard Penaskovic, PhD Professor Emeritus of Religious Studies at Auburn University, Auburn, Alabama, USA.
Boris Repschinski SJ, PhD Professor of New Testament, Institute for Biblical Studies and Historical Theology, Department of Catholic Theology,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Austria.
Susan K Roll,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Emerita), Faculty of Theology, Saint Paul University, Ottawa, Canada.
Susan A Ross, PhD Professor of Theology Emerita,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USA.
Virginia Ryan, PhD Lecturer in Catholic Ethics, 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Worcester, Massachusetts, USA.
Susanne Scholz, PhD Professor of Old Testament, Perkins School of Theology,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Dallas, Texas, USA.
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PhD Krister Stendahl Professor,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Vincent M. Smiles, PhD Professor of Theology, College of St. Benedict & St. John’s University, Minnesota, USA.
Johanna Stiebert, PhD Professor of Hebrew Bible, University of Leeds, UK.
Milburn Thompson, Ph.D. Professor Emeritus of Theology, Bellarmine University, Louisville, Kentucky, USA.
Terrence W. Tilley, PhD Professor Emeritus of Theology, Fordham University, USA.
Claudete Beise Ulrich, PhD Professor of Public Theology and the Study of Religion, Faculdade Unida de Vitoria, Brazil.
Jürgen Werbick, PhD Professor Emeritus of Fundamental Theology, Catholic Theological Faculty, University of Münster, Germany.
Wolbert Werner, PhD Professor Emeritus of Catholic Theology, University of Salzburg, Germany.
Aloys Wijngaards Jr., PhD Researcher in Theology, Ethics and Economics,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Kelly M. Wilson, PhD Adjunct Professor of Theology,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Minneapolis MN, USA.
The list will be updated as new signatories will endorse the statement.
笔记
[1] Gerard Loughlin, “Catholic Homophobia,” Theology 121, no. 3 (May 1, 2018): 189.
[2] 信理部, “同性恋者的牧民服务” (1986), 以下简称HP,
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faith/documents/rc_con_cfaith_doc_19861001_homosexual-persons_en.html. 此后出版的部分次要文件没有实质性地扩展该文件中所提供的理由，即对所有同性恋关系的负面道德评价本质上是不道德的：信理部, “回应有关反歧视同性恋者立法建议的考虑,” July 24, 1992, 以下简称 “Considerations 1992”, 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faith/documents/rc_con_cfaith_doc_19920724_homosexual-persons_en.html; 信理部, “有关赋予同性配偶法律地位建议的考虑,” June 3, 2003, 以下简称 “Considerations 2003”, 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faith/documents/rc_con_cfaith_doc_20030731_homosexual-unions_en.html; 信理部, “关于存在同性恋倾向者加入修院或晋铎的圣召鉴别标准训令,” August 31, 2005,
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congregations/ccatheduc/documents/rc_con_ccatheduc_doc_20051104_istruzione_en.html, and in the天主教教理 (1992, CCC). HP 还提到一份关于性伦理的早先文件, 信理部, “人格宣言-对某些性道德问题的宣言” (1975, 以下简称PH),
[3] House of Bishop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Report of the House of Bishops Working Group on Human Sexuality (London: Church House Publishing, 2013).
[4] Keith Sinclair, “Scripture and Same Sex Relationships,” in Report of the House of Bishops Working Group on Human Sexuality, ed. House of Bishop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ondon: Church House Publishing, 2013), 158–72.
[5] House of Bishops of the General Synod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Living in Love and Faith. Christia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bout Identity, Sexuality, Relationships and Marriage (London: Church House Publishing, 2020), https://www.churchofengland.org/sites/default/files/2020-11/LLF%20Web%20Version%20Full%20Final.pdf. Religion Media Centre, “Living in Love and Faith,” February 12, 2020, https://religionmediacentre.org.uk/factsheets/living-in-love-and-faith/: “对圣经文本的诠释是争论的核心。传统主义者按照字面解释认为同性性行为是“可憎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在历史上某个特定时期编写的法典, 而基督教教义的主旨是为了爱、宽容和理解。”在《生活在爱与信仰中》发布后，保守的英国圣公会福音派委员会主席布莱克本主教第一时间声称：“虽然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总是受欢迎的…但这实际上是关于对圣经的服从。’” Harriet Sherwood, “Church of England could rethink stance on LGBTQ+ issues by 2022,” The Guardian, November 9,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nov/09/church-of-england-could-rethink-stance-on-lgbtq-issues-by-2022.
[6] “The Midterms”, The West Wing: Complete Season 2, 2003, DVD (originally broadcast 18 October 2000), extract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SXJzybEeJM.
[7] Chuck Schilken, “Manny Pacquiao Posts Bible Verse That States Gay People Should Be Killed,”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8, 2016, Sports section, https://www.latimes.com/sports/la-sp-sn-manny-pacquiao-bible-instagram-20160218-story.html”.
[8] Cindy Boren, “Manny Pacquiao Defends Stance on Gay Marriage with Bible Verse,”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8,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early-lead/wp/2016/02/18/manny-pacquiao-defends-stance-on-gay-marriage-with-bible-verse/; Guardian sport, “Manny Pacquiao Provokes Storm by Calling Gay People ‘Worse than Animals,’” The Guardian, February 16,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sport/2016/feb/16/manny-pacquiao-gay-people-worse-than-animals; Manny Pacquiao, Instagram, February 16, 2016, https://www.instagram.com/p/BB2BsT7udzM/.
[9] Tacey Rychter, “Australian Rugby Star’s Contract to Be Terminated Over Anti-Gay Comments,” New York Times, April 11,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4/11/world/australia/israel-folau-rugby-contract.html.
[10] “Israel Folau: Australia end player’s contract over anti-gay message,” BBC Sport, April 15, 2019, https://www.bbc.co.uk/sport/rugby-union/47932231.
[11] “Israel Folau: Rugby star recoups donations in sacking row,” BBC News, June 25, 2019,
https://www.bbc.co.uk/news/world-australia-48753566; Australian Associated Press, “Israel Folau reportedly tells Australian Christian Lobby he would ‘absolutely’ repeat anti-gay posts,” The Guardian, October 19,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sport/2019/oct/19/israel-folau-reportedly-tells-australian-christian-lobby-he would-absolutely-repeat-anti-gay-posts.
[12] 基于这些出版物最近才问世，以至于上述提到的于2020年11月出版，关于人类性与婚姻最全面的教会官方报告《生活在爱与信仰中》不可能参考这些最新研究资料（在将近两年的研究、咨询和对话后，报告于2019年完成）。同理，2019年12月，由宗座圣经委员会发布的《人究竟是谁？——圣经人类学指南》也不可能参考这些最新研究资料。
[13] 目前数十位联袂署名者皆为世界著名学府、研究所或修会相关学科的教职人员及独立学者（均拥有博士学位），且该联署名单仍在更新，研究所同意中文译者不必译出。联袂签署名单可参看，https://www.wijngaardsinstitute.com/wp-content/uploads/2020/10/same_sex_relationships_academic_statement_2020.pdf. 与本声明有直接关联的研究报告完整版请见https://www.wijngaardsinstitute.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gender_theologies__interim_report__jun_2020.pdf.（译者注）
[14]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Natural Variations of Human Sexuality,” octobre 2013; si veda anche Dinesh Bhugra et coll., “WPA Position Statement on Gender Identity and Same-Sex Orientation, Attraction and Behaviours,” World Psychiatry 15, no. 3 (2016) : 299–300.
[15] Pius XII, “Discorso di Sua Santità Pio PP. XII alle partecipanti al congresso della Unione Cattolica Italiana Ostetriche” (29/10/1951).
[16] 《爱的喜乐》劝谕所强调的可以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父母身份”，除母性身份外，也包含父性身份。
[17] 2020年1月，德国天主教会“主教会议方式/the Synodal Way of the German Catholic Church
”的工作文件“生活在成功的关系中/Living in Successful Relationships”总结道:“当前天主教性伦理的规范设定与人类科学对人类性意义的多维度认识相矛盾。”它进一步指出，“从伦理角度来看，具备爱、友谊、可靠、忠诚和共同奉献等价值观的关系应该得到认可。”这两个结论与本声明中总结的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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